（一）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報忽然發出號外，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全國頓時鼎沸，八年抗戰至此已勝利結束，全國人民的喜悅，史無前例。漢中城鄉此時也歡聲震天，爆竹震耳欲聾。全城軍民舉行聯合大遊行，各機關、團體紛紛派代表前來行營道賀。各人心目中無不充滿勝利還鄉、前程似錦的美夢。但是我本人此時反覺落落寡歡，頗使踵門道賀的人感覺詫異。
其實此種心情一般人亦不難體會。因為象我這樣身負國家重任，前後統兵逾百萬人的高級將領，在勝利的爆竹聲中，回顧前瞻，難免百感蝟集。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抗戰八年，全國死難軍民何止數千萬，即在五戰區內，犧牲亦不下數百萬人。我們試一念及因抗戰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為國族生存而在戰場上慷慨捐軀的袍澤，他們所遺留的寡婦孤兒，如今皆嗷嗷待哺。與念及此，能不淒惻。
況且，抗戰雖告勝利，前途荊棘正多，而中央當國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橫行。眼見內政、外交危機接踵而至，我人身當其沖，又將何以自處。凡斯種種思想皆與勝利一時俱來，構成極複雜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當時心情的悒鬱，實非一時神經過敏，嗣後國事的發展，均在當時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經營數十年，卒至一敗塗地，蒙千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實罪有應得，自貽伊戚。
至於我國革命數十年，最後竟招致強鄰入侵。抗戰八年，幸獲勝利，然不數年，大陸鼎沸，政權易手。此種事勢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錯誤有以致之，實在也是積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現象。所以本章擬對八年抗戰中敵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檢討。
今先從敵人說起：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於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
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殊不知日本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時至二十世紀中葉，全球所有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的風氣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國主義且已日益式微，繼起的日本焉能後來居上？所以日本開明之士說，日本侵略中國，無異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再者，日本認為中國是古老文化，不堪一擊，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從中國傳去的，最近才受西風東漸的影響而從事維新。中國也正以同樣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識逐日提高。不過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改革起來沒有日本那樣迅速有效罷了。惡可視為無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華為國策，田中義一併認為征服中國為征服世界的階梯。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視，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們侵華的方式，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沒勇氣承認對華戰事為“侵略”，卻硬說是“事變”，而且這些“事變”的製造，又是毫無計劃的盲目行動。例如瀋陽“事變”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數中下級軍官搞起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後關東軍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隨少壯派軍人之後，為其越軌行為作辯護。此實非文明國家應有的現象，然日人行之，不以為怪。
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盧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
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佔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佔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都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鑄成大錯，而其小規模局部戰略運用錯誤亦複如出一轍。盧溝橋事變後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備，不宣而戰，瞬息即擊破我華北的駐軍。如果乘勝跟蹤窮追，使我政府無喘息的餘暇，佔領東西交通動脈的隴海路，進迫武漢、南京，截斷長江運輸，則京、滬不攻自破。日軍有此天與的良機而不取，竟將其主力軍投入四面崇山峻嶺的山西，以致曠日持久，作繭自縛。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前鋒勉強一度進至黃河北岸，然而南望風陵渡，面對洶洶巨浪，何能飛渡？其後雖把主力軍抽出，南下圍攻徐州，西進攻占開封，企圖席捲豫、皖產糧區域，卻又被黃河決堤氾濫所阻。逼不得已，乃轉循長江西侵。因兩岸地形複雜，進展甚緩。到佔領武漢，已成強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元、清兩代入關，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臨下之勢，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軍的支援，違背傳統戰略有利條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敗固可預卜。
日本之所以在戰爭初期不這樣做的道理，一則或許由於無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以及氣魄雄偉的戰略家，他們相信我們不會長期抵抗，南京、武漢失守之後便要投降了。再則是他們本國之內可能亦有掣肘之處，軍閥未能隨心所欲。關於此點，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們當可提出極詳盡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來侵略，則又何必搞此無結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註定日本必敗的兩項重要因素。
至於日本軍隊的長處，那也確是說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這些都是日本軍人的長處。不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出發點已錯，則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況“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憑了一點武士道精神，動輒以窮兵黷武相向，終於玩火自焚，豈不是理所當然嗎？
（二）
我方部隊亦有若干優點足以一述。第一，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火拼。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亙古所未有。語雲“一個拼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內與深入的外族作戰，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同仇敵愾，到處得到人民幫助，隨處可以補給，敵人的情形，適得其反。故我軍裝備雖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鄉村，反可利用遊擊戰來困擾敵人，不象敵人的機械化配備，一離開交通線便運用不靈。我軍還有一最大優點便是吃苦耐勞，在任何惡劣條件下，都可繼續作戰。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數優點之外，其缺點亦複不少。例如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鬥力薄弱。因軍隊傷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處派員抓兵，闔閭騷然。新兵未經訓練，即倉卒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糧餉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醫生、藥品均極缺乏，受傷患病官兵境遇之慘，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戰前，日人視中國軍隊如無物，亦不為無因。
至於中央政府政治、軍事措施的乖謬，更是數之不荊若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則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說起。
老實說，抗戰前乃至抗戰期中，我們的中央政府實在沒有具備任何足以與外族作戰的條件。
自北伐完成後，中央政府中，事實上是蔣先生一人當國。
由於他蓄意排除異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黨政軍系統，因此引致內戰頻仍，兵連禍結。中央當局為政既不以德，則中國真正統一便永遠不能完成，為應付這一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蔣先生在中央各部門，及其權力能到達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設事。不是用人唯材，勵精圖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來拉攏親蔣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徹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與各項建設，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貫徹的各剩桂、粵、晉、川、滇等省曾與中央有過對立或隔閡，姑且不論，即以與中央比較接近的魯、湘二省為例，亦可見一斑。
山東省主席韓複榘，系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行伍出身，僅略識之無，政治觀念的落後更不必言。所以韓氏為一省之長，可說是條件不夠。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鍵，原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為人圓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於粵、桂、黔之間，可作緩衝，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舊，對政治尤屬外行。然韓、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統中人，對中央僅作有限度的服從，平時與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國內有紛爭，他二人的態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對湘、魯兩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韓、何二人在抗戰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韓、何雖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無甚更動，黨政軍之間頗少磨擦，因而湘、魯兩省的治安亦差強人意，共產黨無法生根。省內政治、經濟設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觀。因中國積弱太久，當政者不論賢與不肖，只要給以機會，他們總會為國家、人民作點建設事業。所謂“積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進，速度雖慢，猶勝於一曝十寒。
反看對中央政令貫徹最力的豫、鄂、皖、贛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國十八年到抗戰開始，七年之間竟五易主席（計有夏鬥寅、何成#F、楊永泰、張群、黃紹竑）。湖北可說是我國各省中先天條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輻輳，物產豐饒。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鬥寅外，都可說是當時政壇上第一流的人物，為蔣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內，湖北省內可說是貪污成風，建設毫無，軍隊雲集，而紅軍仍肆意流竄，成為國內最糟省份之一。抗戰以前，鄂東、鄂北是武漢兩道門戶，甚至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其他建設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治安，則更不必說了。鄂東的豫、鄂、皖邊區早成為共產黨張國燾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則為賀龍、蕭克所盤據。滋長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與鄂省當局均束手無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亂與貪污的盛行，戰前實鮮有其匹。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省政的不安定。我國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軌，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長一更動，則廳、處長、行政專員、縣長全盤更動，甚至事務人員也都徹頭徹尾換掉。故一省首長如頻頻調換，則全省上下公務人員，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機會，便大撈一筆，愈速愈妙，以免錯過。從政人員志在貪污，則省政便不可複問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戰前七年之內，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況之糟亦與湖北相埒。蔣先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國事當事做，而把政府職位作酬庸，以市私恩。這樣，國家政治豈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張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蔣先生朝夕咨詢的智囊，他們雖當了省主席，卻經常不在省府辦公，“主席”只是掛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為代理人的，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蔣先生統治下的“中央集權制”，事實上是“包而不辦制”。如果他肯放手讓地方當局去從事興革，國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蔣先生對地方政府的駕馭，一向是採用“分化統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內的黨、政、軍互相對立，不時傾軋，以免一省首長的權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內的五個省主席中，雖然有四個是職業軍人，但是他們對駐軍卻無絲毫監督和調動之權。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來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敵人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產黨就乘機茁壯了。
我們試一翻閱地圖，便知共產黨當年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而該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號稱共產黨老家的湘、粵兩省，中共反無法立足，甚至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中共也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我們稍一思考，便不難獲得答案。
加以蔣先生為鞏固其獨裁政權，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知識分子偶有批評蔣先生的，輒遭迫害。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藉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難書。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前抗日救國軍軍長吉鴻昌，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及前陸軍大學副校長楊傑。捕殺第三党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又如用綁匪手段劫持民社黨領袖張君勱，拘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及廣東省主席李濟深。逮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愛國“七君子”，及重慶大學教授馬寅初等。至於被屠殺的農工群眾與青年學生，尤不知凡幾。更勾結江浙買辦階級，濫發公債以營利，操縱金融以自肥。結納邦會和各種黑社會頭目，公然販賣煙土，製造毒品，貽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場悉為官僚資本所壟斷，皇親國戚，權傾中外。上行下效，貪污之風彌漫全國。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則我們對外抗戰時政治上的艱難也就可想像了。
（三）
我國軍事上的糟亂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戰開始時，全國軍隊不下數百萬人，但是五花八門，雜亂不堪。就歷史系統來說，有所謂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及其他各省地方軍。就訓練方面來說，各軍訓練方法極不一致。就裝備來說，中國軍隊可說是全世界各種武器的陳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應俱全，國內的漢陽、金陵、鞏縣、瀋陽、太原等兵工廠出品也各不同，故軍隊的配備，因軍而異。就地域來說，有北方軍人，有南方軍人，其生活習慣和作戰的適應性也各各不同。就徵募方式來說，廣西是徵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徵募並行的。就思想來說，三民主義之外，還有一支信仰馬列主義的第八路軍。這些軍隊的性能可說完全不同，戰鬥力的強弱也極懸殊。
不過在抗戰初期，由於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仇之心卻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確可熔於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克扣。前章已說過，如中央的對付龐炳勳，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我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真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糧良，氣焰淩人，有的卻面有饑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歷數不荊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蒙蔽最高當局。茲舉一實例：民國三十年，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黃埔四期畢業），其團部駐老河口南三十裏的仙人渡，曾將病兵三十餘人衣服剝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見此事太殘酷，乃據情報告長官部。我便派軍法官及有關人員前往查辦，並掘墳檢視，情形確實，慘不忍睹。因將何中明扣留，交軍法處審訊屬實，判處死刑。本擬就地槍決，以申國法。不意中央當局聞訊，電令押解重慶軍法總監部，旋即釋放。因軍法總監部內高級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為奸，儘管何中明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可是蔣先生卻最喜歡人家恭維黃埔畢業生是如何如何地好，雜牌部隊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於阿諛的人，於是蔣先生朝夕所聽到的批評，和看到的特務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見愈深，欲消滅雜牌部隊之心也愈切。
此種情形發展到抗戰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雜牌”部隊因久無補充，部隊長官不得已向蔣委員長面訴衷曲，委員長表面上故作矜恤，溫語有加，親下手令，囑兵站補充；然後視部隊的系統，親自電話或令侍從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數目撥給，或者打個折扣。若無電話預先交代，軍政部的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於是，有些部隊長官探知個中內幕情形，為保存部隊實力，免被淘汰失業計，乃勾結侍從室和兵站官員，實行賄賂，則武器彈藥又可源源而來。軍隊為國捐軀，武器損失，彈藥消耗自所難免，尚須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可得到補充，實為千古未有的怪現象。
當我在老河口的最後兩年，有一新編師奉調受五戰區節制。師長王認曲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深通此道。那時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得了委員長親批手令，仍得不到補充，而王師長後來才得到手令，卻領到了。王鴻韶參謀長便問王師長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鴻韶說：“其中有竅門！”王鴻韶追問其“竅門”何在。王說，他奉批得新槍一千支，他決定賣掉二百支，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實得八百支，比王纘緒一支也得不到強多了。
後來，傅作義也告訴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員長親批彈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辦事處主任卻無法領到。西安倉庫主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傅的辦事處主任說，要領武器，一定要出錢。該辦事處主任便發電向傅請示。傅說，錢當然付，不過可否請該倉庫主任給一收據。那倉庫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給傅的辦事處寫了一張收據。傅有證據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員長那裏。果然，委員長一怒之下，把這位倉庫主任撤職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卻又當了另一倉庫的主任。這種賄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們抗戰末期軍事行政的特色！
至於雜牌軍部隊本身呢，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們都知道中央當局欲利用對日抗戰來消滅他們，平時克扣糧餉，戰時不予補充，等他們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將他們遣散或改編歸併其他部隊，空出的番號，便可以“嫡系”補充了。
所謂雜牌部隊，其中是分等級的。例如我們廣西部隊，雖然自北伐以來，我們實在是國民革命軍的正統，但是在蔣先生的心目中，我們也是“雜牌”。不過由於抗戰初期五戰區的輝煌戰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國諺語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我們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嗣兼軍訓部部長，在外有我本人任戰區司令長官。所以廣西部隊總算是承蒙中央優禮有加了。
至於其他部隊，如福建綏靖主任陳儀的部隊，雖然也是“雜牌”，但是陳儀畢竟是浙江人，蔣先生的同鄉，所以也多少受到些優待。最慘的，要算是那毫無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龐炳勳、高樹勳、孫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則為馮玉祥統馭過的西北軍、張學良統馭過的東北軍、陳濟棠統馭過的粵軍、唐生智統馭過的湘軍，以及川、滇、黔、陝、甘等省的軍隊。
中央是蓄意要消滅他們的。糧餉既缺，中央還派了大批黃埔生去作他們的高級參謀和副軍長。這些人事實上都是蔣先生的耳目，對部隊的一言一行，有時甚至無中生有，都報告到蔣先生那裏去。平時在部隊中作威作福，目無餘子。
須知我國將領都是除掉帶兵打仗之外，一無所長的職業軍人，軍隊便是他們的家。我國既沒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們一旦脫離部隊便無法生存。中央既用種種方法去消滅他們，他們也就用種種方法自救圖存。平時在前線，一怕敵人攻擊，二怕被共產黨吃掉，最怕的還是被友軍的中央軍繳械。在這種情況之下，圖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戰呢？狡猾一點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關係。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從室。侍從室路線打通了，以後凡有不利於徐源泉的報告都一概被扣壓下來，留中不報。徐軍因此便可得到補充，然後利用此補充款項的一部去作活動經費，因而形成了一個貪污和行賄的大循環。
關於我國政治、軍事上的各項缺點，我在南京、武漢、重慶曾不斷地向蔣先生坦白進言，請求改正。我說：“這些事，別人不敢對你說，只有我敢向你說，希望你採納。”無奈我言之諄諄，他聽之藐藐，哼了幾聲便算了。這也可說我們的國運是活該走下坡路吧！
（四）
我國抗戰的戰略錯誤亦多。從基本原則上說，我們對一個優勢敵國侵略的戰爭，應該是長期的消耗戰，直到把敵人拖垮為止，決不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自喪元氣，消耗主力。所以抗戰一開始，我們斷不可把全國軍隊的精華集中在京、滬、杭三角地帶，任敵方海、陸、空軍儘量發揮其優越性能。蔣先生當時作這決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於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氣用事。因蔣的本性是絕對親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滿足，使他面子上無以自處，實在氣憤不過，所以不顧一切，和它一拼再說。這是個絕大的錯誤。因為做統帥的人，甚至獨當一面的指揮官，一定要冷靜，千萬不可使氣。一時衝動，往往正墮敵人奸計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蔣先生本不願全面抗戰，他認為能把上海牢守幾個月，西方列強可能出來斡旋，戰事亦可乘此收場，如“一•二八”淞滬之戰一般。這一想法顯然也是錯誤。
敵人來勢洶洶，不打到武漢不會輕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們除亡國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強此時已弱點畢露，歐洲局勢岌岌可危，英、法自顧不暇，哪有餘力東顧？當“九•一八”之時，希特勒還未上臺，國聯尚且無力制裁日本，何況此時呢？
死守南京，又鑄下第二大錯。滬上兵敗之後，我後方尚有數師精銳部隊未參預戰鬥。此時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將南京正面讓開，敵人深入之後，再相機自南北兩方夾擊，京、滬敵人亦難安枕。我元氣未喪盡，則敵人此後北上徐州，西窺武漢，顧慮皆多。當時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國顧問都反對守南京。無奈委員長認為南京系國府及國父陵寢所在，不守在面子上過不去，更兼唐生智別有用心，隨聲附和，乃決定死守南京這戰略上的死地。孰知我軍新敗之餘，士氣已沮。敵軍迫近我首都，爭奪首功，士氣正盛，相形之下，優劣懸殊。不數日，南京便為敵軍所奪。我大軍十余萬簡直被無故糟蹋掉了，豈不可惜。
南京失守後，敵人次一目標必然是津浦線。但是此時津浦線簡直無兵可調，優勢敵人本可一舉打通津浦線。若非敵軍太驕妄粗心，和我五戰區將士沉著應戰，則戰事早已不堪設想。所幸我們能運用內線作戰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敵人糾纏了半年，使它無法西窺武漢，抗戰局勢才轉危為安。
二十七年武漢保衛戰時，我方戰略再度發生錯誤。當我從徐州退到豫南、鄂東時，敵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時在戰略會議上，便主張以一部分兵力在鄂東阻止敵人西進，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懷寧一線，配合大別山內的廖磊集團軍，主動出擊，以攻為守，夾擊侵入鄂東的敵人。我的建議未被蔣先生接受，他主張陳重兵于鄂東，于豫南一帶作縱深配備，構築工事，以逸待勞。這“挨打戰略”實是一項錯誤。因為鄂東地形複雜，敵我大兵團均不易展開作戰，陳重兵於此，實無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達信陽，一坦平原，無險可守，此路有失，則鄂東之兵將不戰自退。其後敵人果由六安西進，各個擊破我重疊配備防線，侵佔信陽。至此，鄂東和武漢守軍不能不倉卒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親自參預，雖然一再進言而不為蔣先生所採納的三項戰略錯誤。至於其他的錯誤，這裏也就不必多贅了。
到抗戰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國在印度的基地為名，抽調四、五十個師集中滇、緬邊境，聲言打通滇緬路，奪取仰光海口，以便接運美國作戰物資。這也是一項極大的錯誤。當時我曾建議，捨近求遠，天時地利人和於我都極不利，故與其勞師出國遠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寧、貴縣一帶（廣西當時已無敵軍）向廣州灣進攻，開闢一個出海口，與太平洋上的盟軍相呼應。我的理由很簡單，敵人的兵力自三島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緬甸，正如一條長蛇，蜿蜒在亞洲大陸邊緣。我們打蛇應該採取腰斬的方式，不應專門打頭或打尾。吾人如在緬甸與敵人火拼，敵勢不支則慢慢向東收縮，愈縮則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強，而我方困難也愈多。當時如果我們以入緬的兵力向廣州灣出擊，必可打通廣州灣出海口，如此則可與循菲律賓一線北上的美國海、空軍相呼應。日本在支那半島以及南洋一帶和其本土的交通頓受威脅，則緬甸日軍將不戰自潰。我提出此一戰略主張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時，我國如有個出海口，則四、五十萬大軍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開往東北與華北，則戰後問題便簡單多了。
但是我的戰略主張也未被重視。我們足足有四、五十萬最精銳的部隊被困於滇西、緬北的崇山峻嶺地帶。日本突然投降後，這些部隊才慢慢開回昆明，等到開到北方，已是三、四個月之後，華北、東北已局勢全非。我們不特未能搶先一步，等到共產黨已打下基礎，我們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線，則為時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圍攻昆明五華山、龍雲被迫應戰，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蔣先生之所謂打通滇緬路，其用意實在此不在彼。
整個戰略之外，抗戰時我方指揮系統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個缺點，便是蔣先生越級親自指揮。前已一再提及，蔣先生既不長於將兵，亦不長於將將。但是他卻喜歡坐在統帥部裏，直接以電話指揮前方作戰。抗戰時，他常常直接指揮最前線的師長，抗戰後對共軍作戰，他竟然連團長也指揮起來。他指揮的方法是直接掛電話，或直接打電報，故戰區司令長官甚至集團軍總司令和軍長都不知其事。有時一軍一師忽然離開防地，而前線最高指揮官還不知其事。但是蔣先生的判斷既不正確，主張又不堅定。往往軍隊調到一半，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益發使前線紊亂。蔣先生之所以要這樣做，實在是因為他未作過中、下級軍官，無戰場上的實際經驗，只是坐在高級指揮部裏，全憑一時心血來潮，揣測行事，指揮系統就亂了。
凡是中央系的將領都知道蔣先生這項毛玻他們知道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讓委員長直接指揮，吃了敗仗由最高統帥自己負責，大家落得沒有責任。將領如果是這樣的庸才，當然不能打勝仗，而蔣先生卻偏偏喜歡這樣的人。
抗戰初期，戰場上表現最壞的要算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劉氏在河北潰敗時，曾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但是不久，蔣先生又重用劉峙。據說，某次蔣夫人曾向委員長進言說：“外邊閒話很多，劉峙恐怕不能再指揮作戰罷？”
蔣先生說：“劉峙指揮作戰是不行，但是哪個人有劉峙那樣絕對服從？！”結果還是用了。蔣先生所喜歡的便是象劉峙那樣“絕對服從”，自己毫無主張的庸才，因此，國軍戰績也就不易表現了。
長沙三次會戰時，薛嶽本打得很好，不圖在作戰正緊張時，蔣先生一個電話把軍隊調亂，薛岳一時無法補救，被打得踉踉大敗，失了長沙。薛伯陵一氣，不聽統帥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隊撤到江西去了。後來薛嶽幾乎為此受處罰呢！有人問薛嶽，為何要到江西去。薛說：“跑遠一點，他（指委員長）電話便打不通了！”這是抗戰期間，高級將領盡人皆知的趣事。
不過話又說回來，終我六年之任，委員長從未直接指揮過我五戰區的部隊。我原知道蔣先生有這項脾氣，所以當二十六年十月蔣先生任我為五戰區司令長官時，我便笑著向他說：“委員長，我很感激你這樣看重我，使我負這樣重要的職務。不過古代戰略家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電話直接指揮五戰區的部隊啊！”
蔣先生也笑笑說：“五戰區我不打電話，對你我放心得過，放心得過。”他果然能守此諾言，始終未打過電話。我在徐州時，蔣先生曾為別的事，和我通過兩次電話。他那口寧波腔，當面談話還可勉強懂得，在長途電話裏，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聽得很吃力，蔣先生也覺得很苦，以後他連這類電話也少打了。老實說，我在五戰區能打幾次小勝仗，未受委員長直接指揮亦不無關係。
